2013年3月28日 星期四

完善人大制度 代表責無旁貸

​在第九、十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,我都是主席團成員。十年坐在寛敞的主席台上,我忘不了二十多年來坐在台下狹窄的代表座位裡。每有代表進出,都要起立讓代表們行走。坐位的擠迫,比我參觀過的地方人大會堂,多有不如。所以我多次在人大會上提出建議,以我國今天的經濟實力和每年的生產力增長,實在應該重新建造一座讓代表們坐得舒適的新的大會堂。
​猶憶我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時,周恩來總理抱病向大會做政府工作報告。他說報告全文已經發給全體代表,他只唸首尾兩段,其餘代表們可自行閱讀。周總理清癯的身影,心力交瘁的形象,稍帶柔弱的聲音,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,帶給代表們以希望。講話完畢後,博得全體代表持久而熱烈的掌聲。
​我往後也在代表會議上建議,總理每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,也不必全文照讀,應該是對報告的內容有重點地作若干解釋和發揮。得到的回答是,外國議會的政府工作報告,也都是照本宣科的。當然,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,都是集體創作,不能隨便改動。要講心理話,只能在記者招待會上。
小處做起 實事求是
第四屆全國人大不用說了,第五、六屆的代表大會,不少代表的發言仍然是較多套話和空話。他們以“完全支持”、“認真學習”的詞語來作發言的開頭,而會議簡報也都照登如儀。每份簡報的百分之九十的內容都是套話,只有到末尾的一小段,才有寥寥幾句的批評建議的摘錄,但仍然是不痛不癢的。
以上是過去全國人大會議上“硬軟件”的若干問題,都有值得改善的地方。
​自從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,提倡要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措施。這種從小處做起,把老百姓常常批評、但又習以為常的官場毛病,作為整飭吏治和提倡實事求是的開頭,博得許多人叫好。這一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,也繼承了這種減少繁文縟節的精神,在形式上也是一個好的開始。但是要落到實處,還是要提高議政質量,使有限的會議時間能够集思廣益,使來自四面八方各階層各行業的代表,能够貢獻自已的一得之愚,並充分發揮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。
希望能上新的台階
全國人大代表是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智庫。各行各業各民族的精英,如果能够充分發揮他們的智慧,並在會議內外,無論是每年的例行視察,或者是在原選舉地區對各級政府的監督,都能真正發揮作用,便是一個政治改革的動力。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,作為“最高國家權力機關”還没有到位。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“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途徑”,也是“充分發揚民主、貫徹群眾路線的最好實現形式”,還需要代表們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。每年大會的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,以及中共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,都強調要把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“堅持好完善好”,就是說明仍有不足的地方。我們希望這一屆的人民代表大會開完後,能有新的突破,這就需要在會後代表們的努力,更要發揮會外的作用,不要一開完會,就覺得了卻一件心事,就把代表的責任抛諸腦後,等待明年開會方才進入角色。我們希望,人大代表,特別是港區人大代表,要不辜負國人的期望,要擔負使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的“堅持好完善好”的重要角色。

 
吳康民   

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(2013328日)

2013年3月23日 星期六

給習、李體制改革以時間

北京“兩會”落幕,習李正式上任,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,寄以厚望。
為什麼呢?因為胡溫十年,雖然經濟上仍不斷增長,但制度改革卻是停滯不前。中央某些最高領導人言必說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,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體制。好像這些外來的“洪水猛獸”,才是動搖共產黨統治根基的最大危險。
究竟在內地主張“照搬”和“易幟”的人有多少?有多大的政治勢力正在向“易幟”的邪路走?體制內哪些“照搬”的東西已經有了苗頭?誰也說不清楚,結果淪為“狼來了”的叫喊。
實際上,高叫“易幟”和“照搬”的人,就是反對政治改革。
“政治改革”在領導人的口中多次提出,就是去年最新的“十八大”政治報告,也多次提到了政治改革。因為這是鄧小平留下的重要政治遺產。既然要繼承“鄧小平理論”,就不能迴避政治改革。但是說的是說了多年,差不多到了“天天講、月月講、年年講”的地步,但卻難免貽人以“理論的巨人,行動的矮子”之譏。
政治改革有難度
為什麼會造成如此的矛盾現象?問題便在於“積重難返”。上兩代的領導,在發展經濟的同時,没有重視應同步進行政治改革。這本來也是鄧小平遺下的教導。但是,這裡頭或者是領導層沉醉在經濟發展的美妙幻景之中,忽視了衍生的權貴集團和貪腐行為的危害性;又或者是領導層的家族,陷入既得利益的集團之中而不能自拔。於是便出現言行不一致的怪圈。
現在新上台的習李領導班子,當然不會看不出這種矛盾現象,也深知今天政治改革的難度。所以習近平在新任總書記之際,便提出黨風改革的“八條”,這是避難取易。習近平深知,今天中國的政治現狀,上有掌權的權貴集團,下有不可勝數的貪腐分子。習李的權力中心就被這個上下的勢力圈包圍着。要就是動彈不得放棄改革,要就是想辦法逐步“解圍”。我們相信習李正在運用策略使用後者。
急緩變革方式的矛盾
現在中央的領導班子,既是各方面政治勢力妥協的產物,更是前朝元老強力干預的結果。但好在鄧小平破除了建國以來的終身制,並訂下最高領導層的年齡杠杠,達六十八歲的必退。我們只能寄希望於自然規律,讓晚些時習李體制方能大展拳腳。
中國正處在一個變革方式的矛盾之中。劇烈的變革,動搖了國本,影響了經濟發展,國人需要付出重大的代價。緩和的改革,就是希望領導人能集結健康力量,逐步“排腐”,完成改革大業。
我們當然希望用和平改革的方式,但是需要耐心。同時,劇烈的變革,還要提防由極左的,“文革”餘孽等主導,重演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悲劇。目前這股勢力雖然未成氣候,但如果和腐敗和權貴集團結合起來,作垂死的掙扎,反對任何改革,他們的力量也不可小覷。
我們應該寄希望於習近平、李克強的領導,支持他們進行改革的穏健步驟。先易後難,提倡節約反對浪費,提倡幹實事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。再進一步,便是穏定權貴集團,集中力量反對中下層的貪腐勢力,清除瘀血。最後才是分化權貴集團,既往不咎,讓他們交出權力,納入政商正軌。
中國的問題太複雜了,我們不能心急,耐心駛得百年船。習李給我們較多的希望,我們應該積極支持他們。

吳康民    電郵﹕hmng@puikiu.edu.hk

本文發表於明報(2013323日)

2013年3月21日 星期四

“佔領中環”,意欲何為?

“佔領中環”,現在還是一個口號,一個十分煽情的口號。它的目的主要是要引起國際的注意,引起國際注意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。引進國際對北京施行壓力,迫使北京放棄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進行篩選。簡單地說,就是企圖在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,能選出一位與北京對着幹的特首,實現把香港變成一個“獨立的政治實體”﹗
“佔領中環”的倡議者深知,光靠香港反對派的動作和叫喊無助於令北京改變主意。要推翻北京的憲制權力,唯有訴諸於國際社會。
佔領中環,就是癱瘓香港。香港確是國際城市,中環是國際金融和經濟中心。中環一癱瘓,影響國際經濟活動,引起西方經濟大國注意,變成一個國際事件。佔領中環的倡議者的目的,就是要把香港的政制演進,一開始就國際化,向北京施壓。
普選也有條件
北京的最高領導人,多次公開申明,不容香港變成一個外國勢力反華、圍堵中國的橋頭堡。香港《基本法》第23條,正是要求香港自行立法,“禁止任何叛國、分裂國家、煽動叛亂、顛覆中央人民政府”等等行為的。現在看來,反對23條立法的人,有少數人的確有裡通外國的嫌疑。他們同樣也漠視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憲政權力,或者還有分裂國家的潛意識。
香港《基本法》第45條明明規定,香港行政長官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。但卻是要有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。這就是一個“條件”。怎樣能說普選就是無條件的呢。
香港《基本法》第12條規定,香港特別行政區是“直轄”於中央人民政府。第15條規定,中央人民政府依法“任命”香港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,這就是中央的憲制權力。有些所謂“學者”,口口聲聲說要尊重法制,為什麼不認真地多讀幾次香港的《基本法》?
警方克制被認為示弱
<佔領中環>的倡議者的目的,不是為了和平示威,而是為了導致暴力事件。
近年香港的和平示威,幾乎無日無之。由於有小撮激進分子的介入,引致遊行路線越軌,阻塞交通,社會公眾嘖有煩言。
現在要“佔領中環”,就不是阻塞交通那麼簡單了。中環可是不能長時間被佔領的。果真如此,那就是整個香港癱瘓了。一些激進分子曾經進佔中環滙豐銀行大廈的地廳。警方和匯豐當局採取容忍態度,才可以使事態延續經月。每次激進分子在示威遊行時採取阻塞交通,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,警方都十分克制,採取極為有限的行動。但滋事分子在某些傳媒的起哄和配合下,仍然大叫大喊警方過份使用暴力。我這位老香港,經歷過港英當局的殖民統治多年,早已見慣港英警察濫用警力。他們的濫用有所謂三人以上集合便是“非法集會”,就可以又拉又鎖,怎會容忍如此以佔領中環的擾亂公眾秩序行為?又如那位提倡“佔領中環”的“學者”,恐怕不等他的呼籲付諸行動,便已被港英政治部遞解出境了。
醖釀恊商 取得共識
香港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,是可以討論的,但肯定有一個框架,就是要符合香港《基本法》的規定。既然法律規定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,那就是一方面為了避免有的人為了“博出位”和增加“知名度”而爭取參選;也為了避免有敵對勢力滲入選舉而產生憲政危機。
所以,選舉之前,在社會上取得共識,醖釀出符合實際的若干人選,是必要的。西方的發達國家的民主選舉,不也是在選舉前,在社會上,在主要政黨中醖釀出候選人的嗎?
選舉前的醖釀、協商、在社會上取得比較多數人的共識,並不一定是破壞民主選舉。相反,這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在選舉領導人中的一個理性過程。
請提出“佔領中環”的“學者”和某些經常套用外國選舉制度的學者注意,更加不應忘記,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,不是一個國家,也不是一個“獨立的政治實體”。《基本法》設定的是一個獨特的普選辦法。
我們仍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討論,我們希望各界對來年的普選討論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來,不希望在未經充分咨詢之前,先抛出一個暴力的“佔領中環”的偽命題﹗

吳康民    電郵﹕hmng@puikiu.edu.hk

本文發表於明報(2013321日)

安倍狂妄 太平洋局勢嚴峻

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,一再大放厥詞。最近竟質疑二戰日本投降以後的東京審判的正當性,胡說“這場大戰的總結,並不是出於日本人自己的手,而是經由聯合國(盟國)戰勝一方判斷得出的定罪”。真是邏輯混亂到了極致﹗戰敗國的戰犯定罪,難道應該由他們自己決定,也就是說盜賊有没有罪,應該由賊人自己決定。這是何等荒唐的話語。這話竟出諸一位現任的國家首腦﹗這只能證明,安倍是一個十足十的軍國主義分子,一個危險的潛在戰犯,值得全世界特別是中國,美國和亞洲人民提高警愓﹗
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,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突擊美國珍珠港,被當年的美國總統稱之為“隂詐”。日本人不顧信義,日本特使正在和美國高談所謂維持“太平洋區域的和平”,日本飛機便已經向夏威夷附近的俄阿虎島開始轟炸。日本駐美大使還假惺惺地向美國國務卿遞交一件有關談判的照會。翌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致詞時,指出日本政府“用詐偽的言詞,試圖欺騙美國”。
​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密謀已久,要全面在太平洋發動戰爭。既攻擊美國的關島,中途島和美國殖民地菲律賓,也同時進攻英國統治的香港,並向行駛在舊金山至夏威夷公海上的美國商船進行攻擊。
珍珠港教訓值得記取
美國人如果不忘歷史,應該知道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如何背信棄義。如果以為日本會是美國豢養的一隻惡狗,會為它驅使以牽制圍堵中國,但不應忘記它也會轉過頭來咬主子一口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得對:“日本國內總有一股勢力不甘心接受二戰失敗的結果,企圖挑戰戰後的國際秩序”,安倍晉三便是這股勢力的代表。
早在二00六年,安倍首度擔當首相時,便曾公開表示﹕日本的甲級戰犯按日本國內法例不算戰犯。這一次重彈舊調,是為了討好國內的右翼勢力,這個傾向,值得國人的重視和警愓。
​有一位內地年輕學者譚鼎,曾這樣評價中日歷史關係。他說,四百多年來日本的謀華史和侵華史,反而使它越來越強大了。甲午戰爭後,日本建立起龎大的工業體系,全面實現國家工業化;二戰戰敗投降,從六十年代開始,國民經濟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。每一次侵華都獲得了豐厚的戰利品,而險遭滅頂之災的都是中國。因此,日本人的國民心理中由來已久的蔑華意識也從未消滅。加上日本國民性格中的貪婪、殘暴、虛偽、短視等交織在一起,醖釀着下一輪的爆發。
亞太地區形勢嚴峻
他的話有人也許覺得偏激了一點。但結合當前安倍晉三的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狂妄講話,在釣魚島爭議中一再升溫,便覺得譚鼎的話頗有啟發性。安倍的話代表了日本國內一股右翼勢力甚且是軍國主義勢力的猖獗,不可小覷。
中國要和平堀起,日本要成為軍事大國,美國要利用日本圍堵中國,亞太地區形勢的複雜和嚴峻,可謂前所未有。任何一方,估計錯誤,擦槍走火,並不是没有可能。
我們既要提高警愓,也要盡最大努力維持區域和平。但對安倍的狂妄發言,則應立即鳴鼓而攻之。

 
吳康民   

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(2013321日)

2013年3月14日 星期四

全民呼喚美麗心靈

​長春市本月五日發生盜車賊連人帶車盜走,而車內的人只是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。事件發生,全市有關人等主動參加搜索,說明人間有情。但盜賊竟然將嬰兒掐死,丟在雪地,說明人性的醜惡,達到何等程度!這比兩年前佛山的小悅悅事件,多名途人見死不救,更加嚴重百倍。綜觀近年內地的犯罪行徑,道德淪亡,造假處處,惡性案件增多,人心不古,實在令人嘆息。
​但嘆息又有什麼用?經濟建設,突飛猛進,文明建設,停滯不前。人人向錢看,處處講功利。財大氣粗之輩,文明修養全不及格。國人有財有勢,出國旅遊,其文明表現經常受人詬病。至於內地發生的惡性案件,時有所聞。究其原因,在於“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”的遺毒。“文革”破壞了人類的傳統倫常道德規則,其武鬥中的殘忍,殺人放火的強盜行為,對師長親人的殘酷鬥爭,已超過歷代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動亂。這些餘毒,至今未完全清除,這是遠因。近因則是改革開放出現市場經濟以後,人們滋長了一種“賺快錢”的“短期思維”,就是“撈一筆就走”的思想。於是造假花樣百出,官商勾結行賄受賄流行。凡此種種,敗壞了社會風氣,直接造成了道德淪亡的現象。
北京兩會關心道德滑坡
北京正在召開“兩會”,代表、委員都關心這個問題,提出改善物質生活,同時須防道德滑坡。國家經濟發展,更要防止人性泯滅。說要建設一個美麗中國,更要呼喚美麗心靈。
針對當前的社會現實,無論以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以及樹立道德形象方面,必須有新思維、新形式。據說最近當局仍在推行雷鋒精神,並推出三部片子以茲宣傳。其中《青春雷鋒》一片上畫,竟出現零票房。姑不論消息真假,但老調子不宜多唱。目前並不是雷鋒的那個時代,應該有更多生動活潑、適宜青少年心理狀態的形象和模式,來進行道德教育。
​我們的道德教育,就像香港要進行國民教育一樣,太注意形式,而没有採用生動活潑、潛移默化的模式全方位進行。而且許多是一陣風的運動式,所以收效甚微。
​有人說,現代中國人民,特別是青少年缺乏信仰,所以道德建設收效甚微,這話值得深思。
共產黨人要樹立崇高形象
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,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。過去信仰共產主義是崇高的信仰。共產黨人為民族獨立、國家富強,拋頭臚,洒熱血,奮鬥終生;為抗戰勝利,民族獨立,建立新中國前赴後繼,鞠躬盡瘁。所以共產黨人是一個崇高的形象。
但是今天呢,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了,執政的共產黨人,絶大部分都没有經過革命戰爭和地下鬥爭的洗禮和考驗。雖然大部分人是好的,但也有不少人受到權色財氣等糖衣砲彈的攻擊,變成貪腐的官僚。這些人不是少數,這些人不是“矢志不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鬥”,也不是“講黨性、重品行、作表率,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、誠信風尚的引領者、公平正義的維護者、以實際行動彰顯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”(均見中共十八大報告),而是一群貪腐分子,因而不能在全國人民中起模範作用。
所以要防止道德滑坡,還需在共產黨內做起。要讓共產黨人樹立一個崇高的形象,才能帶領人民組成一個道德高尚的中國。

 
吳康民   

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(2013314日)

希望機構調整 不再是「拼圖遊戲」﹗

這次「兩會」,議程中有一項是﹕啟動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改革方案。我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多年,記不清這是第幾次的改革方案了。記得從第八屆開始,似乎每一屆都有改革方案。第八屆全國人大,撤銷7個部,新組建6個部,更改名稱的有1個部。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委共41個,還不計其屬下的若干辦公室。
當年指出要改革的原因,是要改革政府機構存在的「突出問題」,這就是「政企不分,關係不順,機構臃腫,效率低下」。
但是,改革後國務院的組成部門,仍有41個,直屬機構和辦事機構18個,共為49個。但比過去的86個,算是減少27個。當年的說明,還指出這個調整仍是過渡性的,還要進行必要的改革。
果然,到了九屆人大,又宣布要撤銷15個部委,新組建4個部委,改名的有3個部。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,國務院組成有29個部、委、行、署。算是比上一屆減少12個。
十屆人大,說要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,重建商務部,又同時設立「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(簡稱國資委)」。還針對食品安全問題,在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基礎上,加上食品安全的監督,組建一個「國家食品、藥品監督管理局」。這樣,部委組成,只比上屆減1個。
第十一屆人大,為了優化交通運輸佈局,把交通部、民用航空總局、建設部的客運職責等合併組成新的交通運輸部。又把人事、勞動和社會保障組成新的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」,把環境保護總局提升為環境保護部。
鄧小平的話仍需回溫
現在,最新的一套改革方案,還是過去的那一套拼圖遊戲。交通部門調整最頻繁。撤鐵道部,併入交通運輸部。但又在下面設「國家鐵路局」,在外頭再組建「中國鐵路總公司」。未知是否架牀疊屋,還是換湯不換藥?
至於計劃生育委員會併入衛生部,但也不必把名堂拉長成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」。
同樣,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」和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」合併,又是一個長長的名字。
這一屆的調整,原因仍然是「職責交叉,權責脫節,爭取諉責現象和行政效能不夠高」等等。但我們旁觀的人看來,問題的關鍵主要不在部門職責不清,而是種種官僚主義現象和以權謀私、貪污腐敗等現象,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有關。
看看33年前鄧小平在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》的講話中,批評大至「黨政不分」,小至「事無大小,往往無章可循」、「往往忙於請示報告,批轉文件」;「遇到責任互相推諉」;「機構臃腫,層次多,副職多,閒職多」等等現象。我們不禁要問,這些現象現在已經去除了多少?30多年了,時間不短,我們的行政效率提高了多少?冗員又減少了多少?
若干年就來一次機構調整,拼合這個部,減少那個部,看來並不能解決問題。
分分合合反而造成臃腫
鄧小平指出,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穩定性和長期性。並說這個制度問題,「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」。
以鐵路問題為例,過去為人詬病的鐵路管理,就是他們類如一個「獨立王國」。他們有鐵道兵,是軍委管的。他們又有自己獨立的檢察院和法院。而且他們的貸款似乎是無限的。這種種特權,究竟理順了沒有?不然,把鐵道部併入交通部,也是無濟於事的。新成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,又會不會是一個新的「獨立王國」?
過去,因為部門的分分合合,反而造成機構的臃腫。舊的部門並沒有精簡,新的部門又再添員。我們的公務員隊伍是全世界最龐大的,我們的行政經費恐怕也是世界最龐大的。外人經常譏諷我們的精簡機構是「精簡、臃腫;再精簡,再膨脹」。有關部門,對過去歷次的機構改革方案,有沒有認真總結?應該把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向人大會議上作個報告。
廣大公眾最希望的,是希望通過部門改革來推動利益格局的深入調整。同時,對公眾最關心的食品、藥品安全問題,希望有一個認真整頓行業的決心和辦法,重新樹立人民對中國食品、藥品的信心。對於環境保護,也要加強力度,解決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。上一屆組建的環境保護部,希望它能發揮應有的功能。
機構調整,不應再是「拼圖遊戲」,更不應在調整中使機構更臃腫。這一次的調整,應該讓全體人大代表和全國人民看到實效﹗

吳康民    電郵﹕hmng@puikiu.edu.hk

本文發表於明報(2013314日)

2013年3月7日 星期四

“佔領中環”就是搞亂香港﹗

​有所謂“學者”,倡議“佔領中環”,以迫使特區政府在二0一七年實行“真普選”。
​下一屆的特首選舉辦法,還没有進行公眾咨詢,更加没有定案。這位所謂“學者”便提前號召製造事件,癱瘓中區交通,使香港的政治經濟運作不能正常進行,擾亂社會秩序,用心何其毒也?
四年後的特首普選方式,可以討論,應該討論。討論應該在平心靜氣和理性地進行。討論出一個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方案。
普選方式,應該是香港各界,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都可以接受的。不能一方強加於另一方,也不能強人所難,特別不能漠視中央的憲制權力。我曾著文指出,中央對香港選出的行政長官,將會是一個實質性的任命,不是一項例行公事。不是如一些西方國家象徵性的元首對民選首相的任命。這些意見,過去中央負責港澳工作的有關高級官員都曾提出過。
​不能想像,香港可以選出一位與中央對着幹的特首。他可以裏通外國,不接受中央的命令。同樣,如果他提出的一個司局級的領導班子,不符合中央的要求,被中央所否決。(根據基本法第十五條、四十八條),這樣便會出現一個憲政危機。
​因此,普選香港行政長官,不是絶對可以由香港自把自為,顯然需要考慮北京中央政府的看法。因為,香港絶對不是一個“獨立王國”,也不是一個“獨立的政治實體”,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(《基本法》第一條、第十二條)。
候選人必有篩選
有的反對派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,所以不時有意無意流露出“香港已淪為中國的殖民地”,若隠若現地提倡所謂“城邦論”,有時也情不自禁地叫喊幾句“港獨”的口號。他們就是知道,《基本法》規定了香港和中央的關係,不可能由港人自把自為,在政制上擺脫中央應有的憲制權力。
如果理性一點,應該平心靜氣來商討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,選出幾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候選人,再由廣大選民用選票來加以選擇。
​因此,選舉的程序之一,就是篩選,這是必要的。普選不能有太多的候選人,如果門檻極低,誰都可以來參與這個“選舉遊戲”,以博“出位”,以博“知名度”,香港這類人多的是。不加篩選,選舉就不嚴肅。
​比如說,每一百個選民都可提名一人參選,那麼可能有近千人參選;如果每一千人人提名可以參選,也可能有逾百人參選。人數太多,選民眼花暸亂,選票分散,未必能選出真正服務香港社會的人才。
“佔領中環”是搞亂治安
有人說,反對篩選是為了保有民主派人物參選。但去年的選舉不是便有民主派的候選人參選了嗎?
我們認為,如果有理性的、願意和中央合作的民主派人物參選,如果他的政綱獲得選民的認同,他應該可以成為候選人。我們並不反對,就讓選民選擇好了。但如果活躍在政壇上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,有的隂聲怪氣,有的激烈反中反共,有的動不動就採取破壞性的暴力行為,他們能得到中央和選民的認同嗎?
現在是平心靜氣進行有步驟的咨詢協商選舉方案的時候了。我們期望理性戰勝暴力,把“佔領中環”這種搞亂社會治安的建議掃進垃圾堆去﹗

 
吳康民   

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(201337日)

2013年3月2日 星期六

“六七風暴”宜慎重處理

1967年香港的一場風波,左派人士稱之為“反英抗暴”,社會人士又稱之為“六七暴動”。這些詞兒都各有政治傾向。我擬以北京1989年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為例,為“六七”正名。八九年的風波,當局開頭認為是一場“反革命暴亂”,後又稱為“一場動亂”,最後為了緩和群眾情緒,定名為“那一場政治風波”。因此香港的這一場政治風波,是否可定名為“六七風暴”或“六七風波”?
這場風暴已經過去了45年。當年不少無辜的青年學生、工會會員以及街坊群眾,都捲入了這場風暴。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,更多的是受到港英當局的軍警毒打並被判處徒刑進入黑獄。由於法庭的判決,根據港英時期訂下的法例,負罪的父母禍及子女,影響子女的就業。例如父母曾有“刑事罪”,子女不得進入政府部門工作,就是當警員也不行。但這些人絶大部分是“政治犯”,有的甚至只是在街頭觀望或聚集,便被無理處以徒刑,而且許多是十幾歲的青年學生。
無辜受害者值得同情
關於“六七風暴”,我早已多次著文,闡明我的觀點。其實我也是受害者,當年港英當局多次對我進行追捕,並曾在鰂魚涌街頭截留我所服務的學校校車,以為我在車上。結果誤捕學校副校長及司機,他們兩位被以莫須有罪名判刑,投入黑獄。我從此轉入地下,居無定所(也可說是狡兔三窟),妻子和幼兒被迫避難澳門。
回歸15年,風暴也已過去45年,受害者要求取回公道,要求結束對他們的子女的不合理限制,完全合理並值得同情。
最近事端的開始,出諸我的學生羅海雷在本報發表的一封公開信。他竟把此事得不到解決,歸罪於“左派愛國人士”。特別指出是愛國學校負責人,一如“縮頭烏龜,甚麼也不敢說”。
他把矛頭針對我,是因為我領導學生去暴動、去放真假炸彈嗎?是我把學生推向港英軍警的槍尖嗎?答案是否定的。
我在本報多次著文,剖白對“六七風暴”的經歷和看法。幾篇文章都收集在我的評論集裡,如《吳康民論時政》(2005天地圖書)、《吳康民口述歷史》(2011三聯書店)。這裡就不再重覆了。
我絶未做過“縮頭烏龜”。對“六七風暴”的觀點鮮明。我連“六四風波”都公開評論,並和某些“學者”發生筆戰,遑論“反英抗暴”?“六七風暴”的高潮,5‧22大逮捕前夕,我剛從內地旅行回港,便莫名其妙的被推向到銅鑼灣裁判署的示威隊伍的前沿,接受港英催淚彈的洗禮。散隊時遇到香港新華社副總編輯潘德聲,他說你為什麼跑到示威的前線來了?言下之意,你作為學校領軍人物,理不應輕易跑到前線,這原本是革命活動地下鬥爭的基本原則。但如果當時我不出場,又會不會被羅海雷認為是“縮頭烏龜”?
有關方面可以表示慰問
羅海雷發出公開信和我在本報“筆陣”(去年12月8日)的回應以後,他又主催了一個飯局,請一些當年受害人向我訴說。他們並且送給我一套叢書,題目是《1967-香港人不應遺忘的一年》,內容生動活潑,並請本報專欄作者林超榮、屈頴妍及《南華早報》記者張家偉編撰。
我對他們的心刺和多年遭受的不公表示同情。但我仍堅持在“筆陣”一文的觀點。指出由於香港實施三權分立的制度,特區政府無權干涉司法機關歷來的判決。如果當事人要求司法複核,當然可以。但處理經年,所費不菲,或未必能得到平反的結局。但個別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一試。
至於英國當局,肯定不會為這些受害人平反。今天北京當局也不會為過去香港新華社的極左領導和“四人幫”的煽風點火負責。但我認為,北京的港澳辦或香港的中聯辦,可以對這些受害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慰問。或者找機會會見他們,聽取他們訴訴苦水,“消消氣”。
目前這些受害人不宜向特區政府請願和施加壓力。特別是當前香港社會矛盾尖銳,反對勢力活躍,攻擊特區政府的火頭正多。加上這樣的一 個火頭,對香港的社會穏定並無益處。

吳康民    電郵﹕hmng@puikiu.edu.hk

本文發表於明報(2013221日)